有人敲门。

    是街道办事处的老程来了,给我送来一张购物卡片,说是凭这张卡片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不好买的紧俏商品。她还说了许多话,似乎是讲了一通什么道理,又似乎是替发这张卡片的原因做了一番注释,我心里乱,懵懵懂懂地听着,却不知所云。“您不舒服?”老程发觉不对。“心里不痛快?”她又问。我摇摇头。一我并不盼着有人能理解我、同情我。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大概是太特殊了,感情和脾气都可能与常人大异,喜怒哀乐也就不易被人体会。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消化自己的烦处,就算一股脑倒给人家,换来一点同情,难道就能从此轻松了吗?同情心人皆有之,可等别人把该说的同情话说完了,仍然自己面对一切,又何必呢?“是不是,小成他们惹您生气啦?媳妇对您怎么样?”我胸口一阵乱跳,想到家五不可外扬,摇头想否认,但无效。“您不用瞒着,您儿媳妇的毛病,街道上都知道,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没关系,现在不是小成妈在的时候,‘四人帮’正搞得风气不正,老太太受了欺负也没个仗义执言,现在不同了,大家都讲精神文明,您有什么不愉快,我们不能不管,何况她也有组织嘛。”我迟疑了一下,说:“大概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闲了,闲来生事……要是有事干……您看,我这身子还活泛。”“咱们区里有‘老人之家’,下棋、唱戏、看电影,还有书报杂志,您可以随时去看。”见我不即答言,她犹豫着又说:“听说您在台湾是开餐馆的,我们街道上正准备办个青年餐厅,他们都没经验,你要有闲兴,去指点指点什么的,也行。”“是吗?”我一下兴奋起来,“如蒙信托,一定竭尽所知,以备顾问。您知道吗,我是略懂些日本案的。你们不准备搞日本菜?这没关系,我可以帮他们搞快餐,现在吃快餐的人最多。”老程也挺高兴,答应帮我去联系联系。她又提起我的房子,说政府考虑到我的困难,同意帮我换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住,三间大屋,是平房,只是没有暖气,叫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。

    她走了,小成也起来了,拖着鞋从里屋走出来,头发乱蓬蓬地吼着,见了我就说:“我顶烦这些街道干部,婆婆妈妈的,往人家里一坐,屁股死沉,国家养着他们干什么呀。”

    敏芳,或许这也得归结为我的错,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呢,他的人格并不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造成的,以致那从小受压抑的自卑心,变成了现在全没来由地仇视别人的心理,如果这确是我无意间种下的苦果,那么现在,则是到了往下吞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从那天晚上开始,我们就是否搬到平房去的问题开始了争吵,吵了整整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,直到严冬将即,才终于以两票对一票形成了决议:搬。小成和孙女中立,媳妇呢,主要是舍不得那个坐式马桶和冬天的暖气。

    我和孙子的动机是一致,搬了,可以成全孙子有个独立的屋子住,另外,不晓得什么鬼差神使,我又想起了那个测字先生的话:迁,主遇难呈祥。

    搬家那天很忙乱,小成单位里出了辆卡车,老程替我们雇来了两个临时工,大件家什都是他们扛了。小成和孙子忙着布置屋子,媳妇主要是拢着孙女,怕她磕了碰了惹祸。三间屋,挺宽敞,墙壁是新粉刷的,四白落地。老程特地用不无夸耀的口气对我说,这是前几天公安派出所支援了几个人,作为爱民劳动帮着刷的。我想那难保有二勇。

    天冷了,可那几天市面上突然炉子脱销,儿子只好从单位里暂借了个蜂窝煤炉子。三间屋,一个炉子安在哪儿呢?媳妇嘟嘟嚷嚷者是念叨伯孙女冻出毛病。还说伯我不会弄蜂窝煤炉子,回头非煤气中毒把全家熏着不可……儿子苦着脸找我商量,我说炉子就安在你们屋里好了,把孩子冻着不是妩儿的。可我心里不痛快,主要是看不惯媳妇那转弯抹角的样子。

    到了晚上,安好了炉子,四处都归摄完了,也吃过了乔迁之后的第一顿饭,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。日光灯明晃晃的,屋子显得很白,很亮,也宽阔。小成和媳妇有说有笑,很起劲地计划着该添办些什么家具,墙上如何装点布置。孙子想买一个书柜,吵着说他的书已经多得没处放。对,是该买个书柜了,如果儿子和媳妇从小多看了几本书的话,我想大概不致象现在这么狭隘,这么贪财吧。

    快八点钟的时候,传来敲门声,这是新居的第一个造访者。孙女争着跑去开门。

    进来的是两个警察,一看见那大盖帽我的心就跳起来,儿子认得为首的一个就是新居的管片民警,我也看出后面那年轻的原来是二勇。二勇老气横秋地和我打了个招呼。看架式,他们好象是找儿子说公事。不知是不是出于对警察本能的疏远,我回避开了。他们在客厅里同儿子和媳妇说话,开始声音还平和,后来不知怎么儿子激动起来,腔调不大对头了,可又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事。

    “我不同意,不同意,这种事总归不能强迫命令吧!”儿子高腔大嗓叫着,弄得我紧张起来,他居然一点不怕警察。

    “谁强迫命令你晚这不是在做你思想工作吗。”’是那个老警察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,我反正不同意,怎么着吧!”这口气何止是不怕,简直近乎挑衅了。

    “不同意也就算了,也是为你们好,何必这么大嗓门儿。”

    “我自己家,我乐意多大声就多大声,管得着吗?”

    谈不下去,接着就是脚步声,开门声。他们走了。我心里惶惶然,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,但又想到二勇,这孩子在谈话时似乎一声没吭,而且总归他是个好人,小成不该这么不礼貌,于是我走出来问:

    “出了什么事?”

    “咳,”媳妇摆了一下手,一脸不屑,“派出所也是撑的,非叫我们把大门换上保险锁。”

    “哦,那不是好事吗?”

    “爸,要不怎么说您老实呢,”儿子说:“您没听见吗,他们要替居民统一代买,这么一来,买进就可以是批发价,卖出却是零售价,好大的赚头呢。别看他们穿着‘官儿服’挺神气,可没处抓挠奖金会,看着别人手里哗哗前票子,能不眼红玛!嘿;就生出这么个损招来捞钱,明着还打个维护治安的幌子,蒙谁呀!这年头,有权不用过期做废,谁跟钱有仇?嘿,我呀,偏不让他占这个便宜。”

    假使撇开我自己对警察的成见,那我实在不能苟同这种近似诽谤的说法了。我痛心小成总是用这种非常阴暗的心理去衡量。猜度一切人一切事,其实又常常并无任何根据,甚至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,他那么固执,那么自信、自鸣得意,而且说: